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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博彩送彩金:微软公司在商业上为全人类所做的贡献要远远超过

出处:发布时间:2016-08-03

第1页:

书名:精英的浮沉(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

作者:肖黎明、宋学鹏、阮加文主编(周末出品)

出版:海南出版社

经济大变革时代罪与罚的民间思考

内容介绍:

的这三十年,是奇迹迭起的时代,是流星群飞的岁月。每一个失败都是始料未及的,是细思极恐的,更是运之所向的。这是谁的错误?是个人?命运?还是时代?这本书以专业的大家解读和严谨的科学研究方法,带我们从更高的角度抽离失败的精髓,抓住成功的捷径。

青年才俊及专栏作家邓学平、林海、俞飞、孙伟锋等对中国初期的著名企业家管金生、牟其中等28个经典成败案例进行剖析。《周末》组织专门团队,重新梳理并添加三个内容:

一、邀请中国人民大学院教授、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中国大学教授阮齐林等法律专家对相关案例做了精彩的分析。

二、邀请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助理教授、院长助理田飞龙博士对每个案例做了精彩的“点评”。

三、书中收录了法制日报与中国青年报联合发布分析企业界犯罪深层次原因的《2014年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

另外,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冯兴元先生为本书撰写的序言,极富价值,可以说是对处于经济大变革时代的我国法制建设的一种思考。

作者介绍:

《周末》是法制日报主办的政经周报。自创刊以来,《周末》以和人文为本,用专业的角度关注、解析社会最新动向。其在界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本书由周末主编肖黎明、宋学鹏、阮加文等合力完成。

目录

序言:以平衡的心态看待企业家犯罪/1

企业家的界定与特点

之前挣钱几乎就是罪

需要特别关注有罪“”

去化不独发生在企业界阶层

强于资本是事实

企业家没有“原罪”

仍需改进企业家的权益

结语

1.年广久:再三的“资本家”/1

年广久是时代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商贩”,了“时代”民营经济的复兴史,其本身的大起大落、大开大合是整个20世纪后半期中国最激烈社会变革过程的典型缩影。

2.褚时健:烟王的“功劳”/9

从国企老总到民营企业家,从烟草大王到甜橙巨头,褚时健内心深处似乎有着两股并行的束:一是作为管理者的管理艺术,最大的亮点是整合产供销体系并发展出共赢式的分配与激励机制;二是对财富分配的顽强,“该我的就是我的”,这曾经使他从国企英雄沦为贪污犯,也同样使他二次创业再造奇迹。

3.沈太福:张冠李戴的死刑犯/18

沈太福案是中国民间金融史的破冰案件。他觉得戴帽子不能“假戏真做”,自己拿“自家”的钱不能算贪污,而所谓行贿,也是法律不健全条件下民企,无人例外。

4.管金生:证券教父的世纪豪赌/27

“327国债事件”被英国《金融时报》称为“中国证券史上最的一天”。那一天收市前的最后八分钟,一张合计上千亿元的空单从天而降,一下将“327”国债从152元砸到了147.50元,而市场流量远低于此。是谁在大胆做空?

5.牟其中:困兽犹斗的中国“首富”/36

牟其中,南德集团前董事长,一个曾同时有中国“首富”和“首骗”两个名号而备受争议的人物。即便在之后,他也一直不认为自己有罪。当狱方向他提出假释的时,“我不愿意假释。”牟其中这样回答。

6.禹作敏:这个村支书有些强更有些横/45

禹作敏,家喻户晓的中国第一代农民企业家。在他的带领下,偏居渤海一隅的大邱庄摆脱了百年贫困的帽子,走出了一条依靠工业集体化致富的子。

7.仰融:把官司打到国际的金融大案/53

仰融第一次让社会主义国家的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挂牌,也曾是300亿元资产的“主人”。他曾居2001年度《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三位,也曾自称财产受到不当征收而将告上法庭。仰融案的始末缘由,直到今天仍然扑朔迷离。

8.李经纬:是谁杀了“健力宝”/62

抓住稍纵即逝的机遇,李经纬打造了健力宝品牌,造就了健力宝集团。但健力宝却不属于他个人。他不过是健力宝集团这家国有企业的保姆而已。“生于市场,死于体制”,他用一生演绎了这8个汉字。

9.杨斌:从荷兰花卉商到朝鲜新义州特首/71

2001年7月,荷籍华人杨斌凭借欧亚农业在港上市,成功融资7亿港币。同年10月,他以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排行榜第二名的“黑马”身份一夜成名。然而,不到24个月后,他又如流星般滑落深渊——2003年9月,他因虚报注册资本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等,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

10.吴志剑:任性文人的赌徒生涯/80

有人评论说,吴志剑的悲剧在于他的文人出身,想象力超越行动力。当他的现金流出现困难时,他不得不靠银行借贷维持现金流这条不归,不得不陷入无休止的资本游戏中去,最终铤而走险,跳进了自己掘的墓穴。

11.孙大午:虽败犹荣农民企业家的“大同”梦/89

他深知商场潜规则,手中毫无资源可依仗,却不肯和光同尘,梗直倔强。他在事业高峰时曾评论自己:看似可喜可贺,其实是可悲的人物。几乎一语成谶。

12.郑俊怀:触礁MBO的乳业教父/98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国企产权中,由于没有制度上的保障和规范,几乎每个国企掌门人都面临着一场巨大的与冒险。是与非、与非法之间的界线晦暗不清,企业家的命运很容易变得凶险莫测。

13.陈久霖:代国坐牢的“打工”/107

面对新加坡执法机关的,陈久霖一人扛起整个团队的失误:“如果这么做能够使别人得到,我也值得这么去做。我不下谁下!”

14.唐万新:“德隆”战车的无缰之旅/116

曾几何时,唐万新的创富成为一个时代的标本。其产业整合、金融混业的商业理想,被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是资本经营的“最高境界”。现在回头看“德隆帝国”的溃败,或许关键症结就在掌门人唐万新的过分自信和目不识法。

15.胡志标:下短暂的营销/125

这位一度被评为“20世纪末中国商业历史永远不能被遗忘的商界奇才”在经历过短暂的辉煌之后,亦败倒在其式的管理、法律意识和风险意识的缺乏之中,成为诸多商科教材的经典案例。

16.戴国芳:宏观调控下的祭旗者/134

2004年,戴国芳铁本事件被前来调查的部委联合调查组确认为“一起典型的地方及有关部门严重失职违规、企业涉嫌违法犯罪的重大案件”。这也让戴国芳铁本事件成为当时宏观调控的“第一案”,无论从调查到宣判,戴国芳案都充满了争议。

17.赵新先:没有双脚的腾飞/143

赵新先坦言三九集团的目标就是像通用一样成为世界500强。然而,赵新先也许忘了,通用从创立之初到登上500强榜单历时达七十余年之久,三九的底子实在是太薄了。

18.顾雏军:“国企救星”不好当/152

顾雏军,一个始终与争议相伴的民营企业家。靠着他的资本运作,缔造了一个横跨家电和汽车两大产业的资本帝国。但在将一系列国企收归囊中的同时,他的财富传奇在不少人眼里成为巧取豪夺、侵吞国资的代名词。

19.黄宏生:“折于人事”的彩电/159

在很多人的眼中,创维就是黄宏生,黄宏生就是创维。而这也是很多人甚至企业家自己对民营企业、家族企业的认知,一个人掌握企业的所有。

20.周正毅:从“大亨”到上海“首富”/168

周正毅,曾经的上海首富。从一个饭店小老板荣升为控制上百亿资产的富豪,周正毅花了20年时间。而从全国瞩目的富豪沦为,前后不过3年。他的命运也许在他暴富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

21.王效金:化企业的困局/178

王效金的企业管理是极端营销、和运动式发展。他曾坦言这些来源于“”时代的运动经验以及国企管理传统,这让他尝到甜头也尝到了苦头。

22.张荣坤:人脉的市场魔力/187

“70后”张荣坤30岁出头便成功登上《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张荣坤积聚财富的速度虽然惊人,但手段却难以公开示人。他迷恋于结交显贵、,为了成功不择手段,几乎每一笔财富都沾染着不义。

23.龚佳龙:民营石油大王的红顶之争/196

龚家龙的隐隐约约,本不足道,也最终被还清白,但他所代表的中国民营油企的平权和市场发展的预期,则大受挫折。这可能并非仅仅是石油业的故事,也是整个中国市场经济的故事。

24.田文华:乳业的“巨人”与“罪人”/204

在测出三聚氰胺是问题源头后,田文华连夜召开会议,将检测结果保密列为第一要务,而关于其问题奶粉本身的问题,大家都选择押后再议。更的是,这种重利益轻原则的处理方式受到了的默许。

25.乔洪:茅台的/213

乔洪,仕而优则商的代表。他执掌茅台7年间,让这家百年老店发展成为国内白酒行业的翘楚,也让国酒茅台走入寻常百姓的餐桌。然而兴衰系于一人的体制,也让乔洪陷入了代理商的利益漩涡。

26.黄光裕:商者无狱?/222

“商者无域”的黄光裕,在电器市场展开的价格战,在股票市场肆意控制股价。更不同于其他犯罪企业家的是,他即使犯罪,也牢牢掌握着国美的控制权。

27.周益明:国企硕鼠养成记/230

作为第一大股东兼董事长的周益明居然是明星电力公司的最大敌人,以“掏空”这家上市公司超额收回并购投资为唯一目的,这是典型的监守自盗。

28.李途纯:盲目扩张的企业悲剧/238

李途纯就像一个不断攻城略地却难以积极巩固的将军,他的倒下也折射出中国企业家“创业”与“守业”之间的失衡状态,显示了企业家不成熟的一面。

附录:2014年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247

后记/315

第2页:

精彩书摘

序言

以平衡的心态看待企业家犯罪

冯兴元

《精英的浮沉—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记载了28位中国企业家精英商海沉浮、犯罪翻船的故事。这种企业家教训故事集的主旨之一大概在于通过提供有关中国企业家犯罪教训的范例,来使得中国企业家引以为戒,由此为中国企业家群体的健康与发展提供正能量。不过,这种案例极容易使人对中国企业家群体留下一种负面的印象。我们在看到犯罪企业家本身可能存在的问题时,也要让和社会了解,众多企业家犯罪的成因很可能与法规政策这种“”有罪有关,甚至与不当司法或者枉法有关。在28位企业家犯罪故事中,其实部分企业家是否真的就犯了相应的,也还是有争议的。比如顾雏军案就是如此。

我们需要以平衡的心态观察中国企业家,既要避免只看到企业家的正面形象,也要防止只注意其负面因素。我们需要对照、企业家阶层和其他社会的“人的形象”和行为来评判企业家的“人的形象”和行为,从而既避免盲目高视企业家,又防范片面贬抑企业家。对于企业家的犯罪,既要看到“”和代表“者”的可能不足,也要看到企业家个人行为的可能不足。

企业家的界定与特点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来对企业家进行不同的定义。从功能视角看,大致可以把企业家划分为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和柯兹纳意义上的企业家。

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可以称为“创新企业家”,是指实现新组合者,推动发展者,或创新者。熊彼特认为,存在五种新组合:一是采用了一种新产品,二是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相当于新技术或者新工序),三是开拓了新市场,四是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五是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按照熊彼特的观点,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带头人,是能够实现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的创新者,是创新的主体。而新组合的实现过程,也是旧组合的过程。因此,熊彼特把这一过程称作为“创造性的”。

柯兹纳意义上的企业家可以称为“套利企业家”。根据柯兹纳的观点,在市场过程中,企业家对由于人们的而存在的未被利用的利润机会抱有,先于他人发现这种低价买入、高价卖出的套利机会,于是投入资源、采取行动,以实现这种套利。这种未被利用的利润机会也体现为市场供求的不协调和不匹配。这种套利过程并不能使得买卖双方一步到位地发现最低的买价和最高的售价。但是,企业家的行动促进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交流,买卖各方都能从企业家的行动中学习,从而减少各方的,也使他们自己的行动实现更好的调适。每一次买卖都会比此前的买卖更少,取得更好的调适。比如,买者比此前更知道在哪里可以以更低的价格买到他们的商品,卖者比此前更知道在哪里可以更高的价格卖出他们的商品。这种市场过程既是竞争过程,也是企业家过程,呈现一种试错的态势,这种态势指向市场参与者的各种供求取得两两协调的状态。

“创新企业家”和“套利企业家”两者的作用非常重要。“创新企业家”推动经济发展,“套利企业家”推动经济增长。有经济增长不一定有经济发展。有经济发展必然包含经济增长。只有实现了新组合,才意味着经济发展。如果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情况下只是通过增加投入成比例地扩大产出,那么这只意味着实现了经济增长。

本书中的28位企业家均可以归类到“创新企业家”和“套利企业家”的类别。“创新企业家”和“套利企业家”两者的涵义也有重合之处。比如在本书28位中国企业家中,牟其中1989年在国内组织了500车皮商品运送许多生活资料到苏联,换回4架飞机,从中净赚近1亿元,就属于典型的“创新企业家”,因为他所实现的新组合涉及开拓了新市场。但是很显然,牟其中也是“套利企业家”,他因为对市场中未被利用的机会保持,发现并利用了这种机会,实现了利润。

当然,上述“创新企业家”和“套利企业家”的概念,主要是从功能视角来看企业家的。根据熊彼特和柯兹纳的观点,无论是“创新企业家”还是“套利企业家”,他们所拥有的就是意志和行动。其他资源均可以从外部取得,包括资本。企业家从资本家(资本的拥有者)借入资金。如果企业家投入自有资金,则可视为向自己借入资金。这时企业家集企业家与资本家的功能于一身。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使用广义而含混的企业家概念,把企业主或者经理族统称为企业家。但是严格意义上,从中文的惯例来看,企业家作为“家”,则需要满足严格的要求。可以对照“经济学者”和“经济学家”即可理解这一点。从事经济学研究者均为经济学者,但成为经济学家者则属于翘楚。同样,并不是所有从事“创新”或者“套利”者能够称得上是个“家”,唯有翘楚者才称得上企业家。在中文的语境里,企业家严格意义上大概需要有如下特点:以诚立本,敢冒风险(不一定是资金风险),能有承当,经营上取得较大的成功,有较大的影响力。本书所涵括的28位企业家,除了“以诚立本”这一特点之外,总体上符合其他特点。

但是,这里也不能简单认为本书中的这些企业家不是“以诚立本”。在这些企业家中,如果涉及“”有罪,那么有关企业家做出规避行为或者采取铤而走险的行动,可能恰恰是“以诚立本”的体现:他们可能对于自己内心所认定的“”而待。比如我国的企业税负实际上很重,如果民营企业不进行合理避税甚至“”做些偷漏税,很多不得不退出关门倒闭。试想一下,如果中国采取保加利亚那样的单一税模式,即个人所得税和各种经营所得税均按照10%的税率征以单一税,那么企业家为什么要去偷漏税呢?可以认为,这些犯罪企业家,许多是“以诚立本”的,否则往往做不了这么大。当然做大的企业,不一定就“以诚立本”。此外,这些企业家中也不乏典范。比如著名企业家孙大午,无论是在过去从事“非法集资”的时候,还是在当前,都堪称“以诚立本”的典范。

之前挣钱几乎就是罪

中国的商业传统源远流长。中国历史记载最早的商人可能是舜。他也应该是历史记载最早的“套利企业家”。《史记?五帝本纪第一》记载,舜在历山耕过田,在雷泽打过鱼,在黄河岸边做过陶器,在寿丘做过各种家用器物,在负夏跑过买卖。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民营企业是在清末民初才不断涌现的。最初企业、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企业较多,后来则出现很多民办企业。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张謇在“设厂自救”的浪潮中筹办的大生纱厂,属于中国第一家现代意义的企业,而且采取股份制,属于官商合办;1897年夏瑞芳等人创办了商务印书馆;1901年张元济投资商务印书馆;1903年成立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属于民办。但是,期间,随着此起彼伏出现的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和内战,民营企业家阶层饱经战乱的。

但是,在中华人民国成立之后,经过公私合营和国有化,我国的商人阶层几乎绝灭。“”结束时,个私经济已了地位,个体私营经济形式几乎消失殆尽。据统计,到1978年,当时全国个体劳动者只有14万人,全国的私营企业数字为零。

在计划经济时代,差不多挣钱就是犯罪。个私经济活动被化。个体经济很容易被视作“资本主义的尾巴”而被割掉,或者定性为“投机倒把罪”。按照这个逻辑,古代的舜大概也可以按“投机倒把罪”。在那个时代,个体经济倒还没有根绝,只法,。

本书28位企业家之一、“傻子瓜子”品牌创始人年广久最初就法。此君可谓最具传奇色彩,号称“中国第一商贩”。他生于1937年,1949年以后靠摆小摊为生,经历各种运动的风风雨雨。1963年他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1965年摆水果摊,1966年因卖板栗被关二十多天,1972年跟邻居熊师傅学会炒瓜子手艺,转向经营瓜子,1976年就凭卖瓜子赚取上百万元。也就是说,他在“”结束之际,尚未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是百万元户。这可能在中国属于绝无仅有的事例。

年广久曾经三次因为经济问题被抓,其实都是因为“投机倒把”。他最后一次即1989年以经济问题被抓,按罪被,实际上仍然是因为“投机倒把”,最终因为1992年在讲话中提到其大名,再加上其经济犯罪本来就不成立而被提前。按照统计年鉴的数据,如果把1978年的消费物价指数值确定为100,到2014年的指数值就达到606.7。我们暂且把1976年的消费物价指数等同于1978年,那么按照统计数据来推算,年广久在1976年挣得了相当于2014年600多万元的利润。不过,在他的事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消费物价指数这种统计数据是多么荒诞不经。1976年,估计1万元在芜湖市区边缘可以盖一栋小楼房,但到了2014年底,芜湖市住房均价大概为1平方米5829元。也就是说,1976年的1万元大概可以在芜湖市区边缘买1.7平方米的楼房面积。

对商业、利润或者利息的或者反感,实际上属于一种古代或者前现代现象。无论是古代东方还是国家,早期对商业、利润或者利息持否定或者保留态度者更多,持完全肯定态度者少。我国古代以农耕为本,有着重农轻商的传统。商人赚取利润的投机行为常常被视为有悖。亚里士多德认为,收取利息不仅不恰当而且还了自然。他觉得,收取利息的做法也极其让人厌恶,而且这种厌恶是完全正当的,因为获利直接来自货币本身,而非货币所换取某物品的产出。亚里士多德看到,正如每个动物都会生出跟其相似的后代一样,“利息也是货币生出来的货币”。他觉得,这尤其自然。柏拉图认为偿付利息对社会安定构成,放贷。教教义原来反对对兄弟们放贷收息,但不对外邦人如此行事。究其根由,古代人倚重熟人社会,而熟人社会强调礼尚往来。商业活动则嵌入于社会关系当中,商人处于社会阶梯的较低,未取得平等、自主的地位。随着市场的拓展和大社会即匿名社会的形成,商业活动越来越去嵌入化,人情交换日益让位于商业交换,商人和企业家的地位越来越平等化、自主化,市场交换越来越立基于货币上的成本收益计算,对货币的时间价值也越来越认同。企业家的发挥空间越大,对资本的需求就越大。没有对资本的付费,就很难取得足够的资本。通过人情交换或者积累所提供的资本数量毕竟是有限的。而企业家去创新或者套利,去实现市场机会,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企业家利润作为其激励。因此,市场半径越大,货币经济越发达,企业家发挥的空间越大,人们对商业、利润或者利息的认同也越大。

在计划经济时代,对结果平等的追求往往使人回到“返祖”状态。那时候出台的“投机倒把罪”就是一例。《精英的浮沉》一书中,多位企业家因为犯了“投机倒把罪”而“中枪”,有些数次“中枪”。

在理想状态下,企业家不需要自己拥有资本。熊彼特和柯兹纳认为,企业家不同于资本家(也就是拥有资本者),只需要具有意志和行动,不需要拥有其他任何东西。这番话足以让人感到熊彼特思想的精辟伟大。但是,企业家要实现新组合或者实现“套利”,就要有资本。如果人们说企业家拥有资本,是因为广义上理解了企业家,把企业家和资本家混在一起考虑。如果企业家自己拥有部分资金并利用这部分资金,那是他从自己借入自己的钱。

熊彼特认为,企业家可以从资本家借入资本,作为购买力基金,在现有购买力存量中注入新的购买力,从而为实现新组合而争夺本来投入于循环流转经济(一种简单再生产的经济)中的生产手段,以实现新组合,获得企业家利润。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企业家”不需要承担资金风险,而资本家则需要。在这方面,柯兹纳意义上的“套利企业家”的情况也是如此。

熊彼特所言可能只是涉及理想状态。真正的企业经营中,企业家可能为了获得所需要的资本而获罪,尤其是当法规政策这种“”有罪的时候。在《精英的浮沉》一书中,除了“中国第一商贩”年广久之外,还有集中国“首富”与“首骗”名号于一身的牟其中都因“投机倒把”而获罪。石油大王龚家龙1988年之前就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国企经理,在双轨制经济与计划管制的时代,他以“物物交换”相对原始的方式成功解决了换购汽车、倒卖湖南香烟及经销紧俏商品冰箱、洗衣机等,赚取暴利,被视为“湖北最大的投机倒把商人”,也就是大腕倒爷,却也因此“投机倒把罪”审查整整一年,最终离开国企。

需要特别关注有罪“”

中国的一大之一,就是企业家群体的重新崛起。但是,即便在以来,中国企业家群体的发展壮大仍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各种与工商业有关的活动被化,到处是雷区。的过程也体现为缓慢的去罪化或者轻罪化过程。这个过程目前仍在继续,但很缓慢。

把“投机倒把”的“”则是反自然法的,是不符合自然的,因而“”是有罪的。但是,“投机倒把”曾经一直是我国严厉打击的对象。年广久在1963年就因为板栗贩卖而作为“投机倒把”而被正式。1964年中央在批转《关于“五反”运动中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报告》中把“投机倒把”界定为“以牟取暴利为目的,套取国家和集体的物资,进行投机倒卖、长途贩运、组织地下企业以及其他商业活动的行为”,这一概念一度把在计划经济之外的一些民间商业活动视为违法犯为。1987年9月国务院界定了11种,加上单事法规和其他司释的种类,合计17种。这让“投机倒把罪”成为外延庞杂、界限模糊的,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理论上众说纷纭,实践中难于操作,由此引发了“投机倒把罪”的存废之争。

1993年修正案第七条“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得以前被视为“投机倒把”的行为变为正常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行为。1997年刑法修订时废除了“投机倒把罪”。但是,我国的法律体系总体上相当混乱,国务院1987年制定的《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作为下位法,直到2008年1月才由国务院废除。

不过,类似“投机倒把罪”的在中国仍然会冒出。比如对“暴利”论罪就是一种类似的加罪。差别在于,“投机倒把罪”往往被,“暴利”罪则用计征重税来惩罚。比如网上有一份《中华人民国反暴利法》稿。提出“反暴利法旨在通过税后手段来遏制企业获取超过社会平均利润而实施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垄断及价格畸高经营行为”。这种反暴利法没有抓住问题的核心,无的放矢,是反市场经济法,了某种反“投机倒把”的心态。对于行政垄断企业应该反暴利,而且这种暴利往往意味着行政垄断企业借助其强制力对民企和消费者一种行政垄断定价。而且这个时候通过征以高额“反暴利税”来反暴利,其实只是和行政垄断企业借助强制力抢劫不当之财。因此,对于行政垄断企业,最好的反暴利就是打破行政垄断,退出市场,同时对民企市场。对于市场中由更高效率而致的“暴利”,则需要视之为市场对企业家的赏,无论这里的企业家是“创新企业家”和“套利企业家”。对企业家的赏也是对其企业家的赏。如果“暴利”来自于企业家的套利,那么只要更多的企业家进入市场参与“套利”,“暴利”会自行消失。如果“暴利”来自于企业家的创新,也会因为其他企业的模仿、跟进甚至更大的创新而消失。即便“暴利”较长时间存在,也是因为市场对其提供服务的赏。即便形成基于更高效率的“垄断”,在长期它也不可维续。短期内会存在潜在进入者的,长期则必然会有新进入者的进入,两者均会影响“垄断者”的定价行为。比如苹果公司的iPhone手机就是如此,该公司只是在短期占据其多点接触手机的“垄断”地位。世界上很多家庭全家上下都买iPhone手机,是情愿接受苹果公司的“暴利”定价的,不仅情愿,而且感谢苹果公司的“剥削”和“吸血”。其实苹果公司是通过为客户创造价值而实现自己的价值。

除了“投机倒把”之外,有罪“”的另一个重灾区是金融领域。我国企业融资难问题非常严重,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长期以来推行严格的金融政策,整个金融体系以国有金融机构为主导,优先为国有金融机构提供服务。整个部门国有垄断,歧视和民营金融机构,企业自组织融资。

当笔者所主持《中国民营企业与发展指数研究》课题组在2015年初问及广东省100家企业有关本企业维系经营需要的融资缺口情况时,16%的被调查企业回答有很大的缺口、急需融资;73%回答略有缺口,需要融资;只有11%的企业回答无须融资。这说明多数企业(89%)或多或少有着融资缺口。当课题组问及100家浙江省民营企业有关本企业维系经营需要的融资缺口情况时,9%的被调查企业回答有很大的缺口、急需融资;82%回答略有缺口,需要融资;只有9%的企业回答无须融资。这说明大多数企业(91%)或多或少有着融资缺口。这与广东的情况类似。而且,广东和浙江省的民营企业一样,急需融资的企业较多的分布在房地产、商贸及运输行业。

广东和浙江是市场化最高的两大省份,居然融资困难如此严重,更不用说其他省份了。根据师范大学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编制的《2014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所选取的全国677名民营企业家犯罪共涉及51个具体,其中与融资有关的有13个,包括:虚报注册资本罪,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非法吸收存款罪,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集资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合同诈骗罪,非法经营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挪用资金罪,以及诈骗罪。我们虽然不清楚上述677名企业家犯罪的实题及错判乱判情况,但从本书28位企业家的情况看,错判乱判较为严重,似乎缺乏纠错机制,明摆着错误的判决也没有办法纠正。

从全国层面看,很多与融资有关的均体现“”有罪。比如,现在根据国际惯例,注册资本变成认缴制,这样一来,“虚报注册资本罪”就成徒有空名。但是,曾经有多少企业家因为“虚报注册资本罪”而获罪。而且,中国大多数民营企业家最初由于注册公司门槛高,均存在“虚报注册资本”的问题。有了高注册门槛,就有了“虚报注册资本”的问题,也有了与之类似的“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的问题,进而有了“虚报注册资本罪”和“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取消了注册门槛,这类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与其说企业家犯了罪,毋宁说在根本上是“”有罪。因为这类能够把多数民营企业家作为罪犯一网打尽,收归囊中,所以这些罪被法律界为“口袋罪”。

牟其中的“信用证诈骗罪”也是部分归咎到“”有罪。这里“”不仅是金融法规,而且涉及金融政策。金融政策是宏观调控政策导致融资恶劣。牟其中为了获得资金用于巨额投资,卷入“信用证诈骗罪”。他于2000年5月30日,被武汉市中级以“信用证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并终身。他所控制的南德集团从1994年起开始制造航向系列卫星,1995年卫星即将制造完毕,需要向国外发射机构支付数百万美元的发射费。这个时候由于国家的长期金融政策和当时的紧缩银根政策,牟其中借不到银行贷款,卷入了何君与湖北轻工共同策划的一起“虚构进口货物、骗开信用证,非法占有国家资金”的行为。牟其中作为用款企业的负责人,被认定构成了“信用证诈骗罪”。

所谓“非法集资罪”也是“口袋罪”,也往往体现了“”有罪。比如,“非法集资罪”中的“集资诈骗罪”可判处死刑,而“非法吸收存款罪”可判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很多企业家由于无法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也无法通过上市或者发债获得资金,采取民间集资的形式。民间集资基于明晰的产权和契约,企业家由此获得融资,乃是企业家的基本。但是,对之设置严格的,使之非法化,并施以重刑。

本书中的著名企业家孙大午就被法院认定“非法吸收存款罪”。孙大午的民间金融业务属于从其一定数目的员工和企业所在地周边村民借贷的民间借贷行为。这种民间借贷也是随着其企业经营业务的自然发展而发展的。这种民间借贷业务与其企业经营业务有着互联性,在企业主和企业与其社会网络和社群关系比较稳定和可预见的时候,存在着高度的信息对称性和透明度,此时金融风险常低的。孙大午的这种民间借贷行为事实上是提供了一种有效的金融服务。这种金融服务的成本和收益比要高于正规金融机构,从而使得其员工和企业所在地周边村民愿意把钱借给孙大午的公司,使得这种民间借贷行为能够持续。允许这类民间金融的存在将会体现一种最有效率的国民经济发展途径:让市场主体充分发现和利用经济和金融市场机会,让市场主体自身来权衡成本和收益;国家则提供市场准入和市场的便利和秩序空间。如果我国存在金融行业准入的最低核准标准和程序,那么有理由相信孙大午完全可以整合其他民营企业开设民营银行或者投资公司,这样也就不会出现所谓的“大午集团非法集资案”。

大午集团发展初期,通过收购粮食与农户即其社会网络建立了粮食收购、结算、把结算款转为借款(从民间借贷视角)或“存款”(从银行视角)的业务关系,由此建立了某种集经营业务与民间金融业务于一体的“粮食银行”。从基本概念角度看,大午集团属于从周边村庄的多个农户和村民或者从多个公司员工那儿接受民间借贷资金,而不是“社会存款”,因为“存款”一般与其后的贷款行为或者转存行为(如邮政储蓄把资金转存中央银行)的行为对应。没有这种行为,就不构成“存款行为”。随着大午集团经营业务增加和民间借贷资金需求量增加,大午集团自然需要出具制式借款凭证,以避免手写借条的繁琐手续,从而达到降低交易成本的目的。也就是说,大午集团的民间借贷业务的形式化(正规化)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制度创新,是与其业务量变大带来的降低交易成本需要相联系的,从而也是合乎逻辑的、必要的行为。

孙大午完全本着以诚立本和契约的态度从邻居亲友和雇员中获得资金、支付利息,没有非法占用,没有借新还旧,没有金融秩序,反而弥补了现有金融秩序的不足,各笔借款完全符合正常的合同法要求。但是,由于“”有罪,孙大午于2003年以“非法吸收存款”罪而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总的看来,羊奶果价格我国立法和司法对企业家的去罪化和轻罪化虽然在进行,但在过去很长时间内进展缓慢。我们也应该肯定业已取得的进展。2007年,全国通过修改刑法,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收归最高统一行使。2011年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八)取消13个经济性非犯罪的死刑。2014年4月,全国常委会做出立释,明确了《刑法》中虚报注册资本罪和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的适用范围。从此之后,“虚报注册资本罪”和“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这两个针对市场主体设立行为的《刑法》,只适用于依法实行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的传统公司,而不再适用于“认缴登记制”的新型公司。2015年8月,刑法修正案(九)取消了集资诈骗罪等九个死刑。即便如此,对集资诈骗罪的仍然是重刑。其实集资诈骗罪的应该进一步轻罪化。其犯罪性质也仅仅类似于偷盗。

去化不独发生在企业界阶层

中国始于法制长期遭到、长期陷于之后,当时的正式体制从主义新主义。正统意识形态出现所谓“半祛魅化”,传统价值观也没有回归,价值观重新开始涌入,而且不时受到,基本上出现了某种主体价值观真空。功利主义占据主导地位,“一切向钱看”成为时尚。其后的市场化过程伴随着两种总体趋势:一为法制化在推进,二为去化在继续。虽然法制化在进行之中,但是其相距的要求相差甚远。毕竟很多的因素也可以通过法制来固化。至于去化,则无论是在部门,还是在金融部门,企业部门,甚至在很多家庭中均在发生。

既然去化问题发生在整个社会,为什么有很多国人只盯紧企业家,喜欢对企业家品头评足,甚至?我们不妨花点时间分析一下。首先,老百姓一般不会也不敢去公然。古人的遗训是“民不与官斗”,“不怕官,只怕管”。其次,企业家群体地位特殊,容易受到众人瞩目,对企业家群体或者某位企业家点头评足,于己而言一般不至于导致大祸。有关企业家群体的特殊性,人们很容易理解。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说得好:企业家必须位于社会和经济的顶端。其实,一个正常的社会,企业家必然位于社会和经济的顶端。之前,中国的企业家阶层基本,那时就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毫无疑问,无论我们如何定性当前中国社会,它肯定比“”时期更是一个正常社会。企业家是中国社会中比较风光的一群人物,但也是容易受到的一群人物。荣誉鲜花撒向企业家,压力也往往会冲向企业家。马云、马化腾和任志强这样的企业家,既是家大业大,又是。其一举一动,都会牵动众人的眼线;其一言一语,都会成为新闻。

不过,部分民营企业家也可能在不存在“”有罪情形下犯法。他们在这方面则需要加强和自律。

尽管很多人仍然诚信,更多人向往一个诚信的世界,但不难发现当代中国存在某种程度的诚信危机。诚信的重要性如何强调也不为过。著名的美国自然法家斯布纳(Spooner)认为,人类和平相处的唯一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遵循一种唯一的普遍义务,即每个人对他人以诚相待。但是,我们会发现诚信问题目前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发生在部门和各个社会环节。在这方面,我们要对企业家们提出要求,但不能单独苛求他们。

强于资本是事实

在本书所涉及的28个企业家案例中,有些企业家有着依附的问题。问题是,难道中国的企业家有着阿谀逢迎、低声下气、权钱交易、委曲求全的特质吗?我看不是。我们有必要透过,看清中国企业家到底有没有特质,到底有什么特质。

在我国,强于资本,这是一个基本判断。不是所有企业家都是阿谀逢迎之辈,也不是所有官员都热衷于权钱交易。需要还原中国企业家的本来面目,我国多数企业家是有特质者:他们对盈利机会比较,甘冒风险去组织资源去争取实现利润机会。这种特质与发达国家的企业家没有什么两样,这就是中国企业家的本来面目。

公权强势的结果就是一些民营企业不得不选择依附公权。因此,的成为当务之急。根据《中国民营企业与发展指数报告》,当课题组问及广东和浙江省各100位民营企业负责人自己认为目前该省民营企业对公共的依附程度有多大这一问题时,多数被调查民营企业负责人认为民营企业对公很大或者较大的依附,占比合计为82%。只有18%的人认为依附不大或者不依附公。这么多企业负责人认为民企对公有很大或者较大依附,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说明公过于强势,控制者大量资源和机会,着市场准入的门槛,而民企其实往往处在不平等的地位。这一问题不解决,我国就不能成正的市场经济国家。

两省被调查企业负责多数(92%)认为或多或少有必要通过担任代表或者政协委员参政,没有企业家认为没有必要参政。不过认为必要性不太大的占8%。正因为企业的经营受公影响很大,两省大部分企业家才认为通过代表、政协委员的身份参与非常重要。

根据其回答的选择频次,两省民营企业家认为民营企业家参与的主要目的为(括号内为各项答案的选择频度):一是为了通过平台了解与经济(88.5%);二是表达主张并推动社会进步(68.5%);三是寻求保障与安全(66%);四是提高地位,获得社会尊重(25.5%);五是积累资源(19%);六是实现价值(6%)。在广东省,70%的被调查企业负责人选择了“提高地位获得社会尊重”;而在浙江省,只有25%的被调查企业负责人选择此项回答,这是两省之间最大的差别。被调查者认为民营企业家参政的第一大主要目的是“为了通过平台了解与经济”,说明我国与经济仍不够透明,缺乏预期,难以从其他平台获得有关信息。被调查者认为民营企业家参政的第二大主要目的是“表达主张并推动社会进步”,说明被调查者认为这些参政者有通过参政表达自身主张、发挥自身正能量的意愿。第三大主要目的是“寻求保障与安全”,说明这些被调查者认为民营企业家的基本保障还远远不够。只有少数被调查企业家认为民营企业家参政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实现人生价值,这说明当前的大可能根本无法使得民营企业家通过参政来实现人生的价值。

在转型期,中国企业家往往需要突破法规政策和制度上的障碍,去谋取实现自身所面对的机会。即便这些法规政策和制度对企业家有利,具体负责的官员也可能“拿你一把”,借助行政审批关口不放行。一些企业家会在这种约束条件下做出,委曲求全。也有一些干脆,专门借助不正当手段,通过“寻租”实现自己的好处——这里的“租”,是指只在管制的市场里存在的、而在竞争性市场里不会存在的好处。无论如何,一些企业家依附于公权,恰恰是因为公权过强,否则这些企业家为什么要以其为代价,而对低声下气、?

地方和一些民企纷然依附国企,恰恰与国企的“市场”有关。其根源是公权没有得到,资本没有得到解放。民企为了存,不得不放弃其地位,转向依附公和国有企业。很多行政垄断企业的利润,其一大块是通过与民营企业“合作”而从民营企业所创造利润中分得的。这方面在石油行业非常明显。只要有行政垄断,国企就可以坐享其成。

在缺乏约束的面前,企业家可能永远是弱者。中国从古至今就有一些说法,比如“民不与官斗”,又比如“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些行为特征均与缺乏限政大有干系。最为红火的“红顶商人”其实在面前不堪一击。最近反腐风暴中有大量“红顶商人”落网,比如四川刘汉事件就是一例明证。有大量企业家从来就厌恶和避免与打交道,虽然失去了很多利用不正当手段而发财的机会,但是也因而避免。这方面的例子多得数不胜数,只有深入企业家群体者才能明了个中情形。有很多企业家过去利用关系获得大量发财机会,他们生意越大,内心愈加不安。一旦在某个环节出事,不仅其多少年的辛劳就白费心机,无论多么巨大的商业帝国也可即可刻倾覆,而且难免有之灾。中国的企业家纷纷移民,可以部分由此得到解释。也有小部分企业家精于使用“白手套”,自身行事中规中矩,但任由手下人去疏通关系,而且设置足够的“防火墙”(比如明确不允许向官员输送利益,但对成功获得合同者提供高额)。这种做法在当前公权强势情形下,虽然某种程度上情有可原,但仍需,其手下人往往成为。当然也有很多企业家没有对手下做出如此的着意安排。

企业家没有“原罪”

全国各地社会对企业家群体的评判差距很大。一般认为,社会对企业家并不利,部分受到“原罪”论或“剥削”论的影响。万幸的是,最近笔者所主持《中国民营企业与发展指数研究》课题组的调研发现,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对民营企业家基本上是持比较肯定的态度。笔者所带领的课题组不久前对广东和浙江各100位民营企业家进行了调研。调查结果并不同于上述情形。当问及广东民营企业家有关及对他们评价是否客观时,多数企业家认为的评价是客观或者相对客观。其中:认为客观者占14%,认为相对客观者63%,合计77%。不过仍然分别有19%和4%的企业家认为不太客观和不客观。当问及浙江企业家负责人时,更大多数企业家认为的评价是客观或者相对客观。其中:认为客观者占25%,认为相对客观者62%,合计87%。不过,仍然分别有11%和2%的企业家认为不太客观和不客观。

很多企业家错误地把社会上对企业家群体的扭曲性内在化,认为自己犯有“原罪”。其实企业家没有“原罪”。“原罪”是教里的一种说法,意指亚当和夏娃在的伊甸园里的意旨,听取蛇的,吞食了禁果。将亚当和夏娃出伊甸园之后,他们的后代也因其“原罪”而人人带有“原罪”。把这种“原罪”说沿用到中国的企业改制,是一种不严肃的不当做法,但这种不当做法在很多地方是存在的。通过改制或产权并购而来的衍生型民营企业,其产权是否安全确实存在一些被人的问题——其原先的产权交易被普遍怀疑为不。但是,社会对一些衍生型民营企业原先产权交易是否表示怀疑,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合的。首先,由于在原来国有或者集体企业改制过程中,“国退民进”的实施缺少一个公开、透明的操作平台,资产评估、定价、出售、善后等各环节很多是由地方和部门黑箱操作,缺少程序的公开性和正当性。其次,就揭露和报道的大量案例而言,确实普遍存在私相授受、半卖半送、只拿好处不背包袱等情况。不过这类报道必然是偏向性的,不对称的——一般都报道坏事,而非好事,有句古话就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再次,部分也确实经常混淆企业资产和实物概念,把看到的企业实物视为资产,但看不到企业负债和净资产的情况,对于很多中小型亏损企业因为已经没有净资产甚至亏损严重而实行改制出现的“零”置换与“负”置换(即白送或倒贴)不理解。

但是,如果说对所有此类改制企业的改制过程均认定为不,那肯定是过了头。需要看到的是,既有很多企业改制存在权钱交易和企业资产流失的情况,也有很多改制,既有存在权钱交易的情况,也有不存在权钱交易的情况,两者均实现了国企或者集体企业与民企企业家(部分原来为企业经管人员)双赢的结果。

既然不是所有改制都有性问题,就不能称衍生型民营企业犯有“原罪”。进一步而言,有一点是肯定的:在所有这些原有国企或者集体企业中,如果不改制,多数企业将会因为自己的低效率和等问题而对国家和集体造成更大的损失。当前中石油所的问题就够触目惊心的了。1996年国家统计局的经济普查显示国有企业的效率最低,其次是集体企业。后来,大量国有和集体企业就改制了。这样看来,早日改制属于一种正当的“止损”行为。

不能因为所设定的企业改制程序缺乏正当性,而全部归罪民营企业家。如果企业改制程序有问题,首先是官员需要受到惩治。但是,由于官员是在党的政策方针所许可的范围内推行的改制实验,往往需要突破原有的法律制度框架,这就意味着这些官员也不会因改制而轻易受到制裁。基本上,只要没有明显的权钱交易和由此造成的国有或集体资产严重流失,就不能随意“原罪”或进而原来的改制。至于企业家本身在民营化过程中是否有问题,也要看其中是否存在行贿受贿的权钱交易事据和于此造成的国有或集体资产严重流失情况。

值得的是,学术界还有人把“原罪说”扩大化。据说2002年等人在讨论企业家“原罪”问题时,把“原罪”定义为一些企业家用不正当手段行贿牟取暴利,这样就更不正确地放大了“原罪”的范围。按照企业家冯仑的话,那是把“现罪”也加在了“原罪”头上。

仍需改进企业家的权益

以来,我国对企业家的权益虽然有了长足的改善,但仍然存在很大的问题。许多明显错误的企业家犯罪判案没有得到纠正,侵害企业家权益的事件也仍然在每天发生。

比如,仰融案和顾雏军案仍然没有得到适当的重新处理。首先看仰融案。我们经常听说在初期,私人企业家往往注册为集体企业,成为“红帽子”企业,利用“模糊产权”发展“计划轨”之外的“缝隙经济”。其中很多私人企业家的产权最终被侵夺,吃了“模糊产权”的亏。但是,仰融与众不同,他在20世纪九十年代初通过自己在百慕大注册的华晨控股公司,以自己所持有的40%国有控股公司“沈阳金客”的股权“转给”以国有公益机构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名义在百慕大注册成立的“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并通过换股操作成为华晨中国的控股人,将该公司作为自己的“红帽子”企业,利用“模糊产权”投资和发展出自己庞大的华晨系产业。运作的结果为,在其争取确认后来在美国上市的华晨中国股权的过程中,财政部发出国有资产确认函,确定华晨系主要资产为国有资产并划归管理。

以上仅仅涉及狭义的个人财产权问题,还存在广义的个人财产权问题。根据洛克的思想,广义的私人财产权包括个人的生命权、财产权与狭义的私人财产权。没有私人产权安全,就没有生命权和人身权的保障。仰融在事后继续通过股权运作争取确认自身股份的过程中,仰融涉嫌“侵吞国资”,并借助国资在华晨中国的主要股东地位,解除仰融的董事会和行政总裁的职务。仰融本身也被。

再看顾雏军案。在本书中,不仅仰融涉嫌“侵吞国资”,而且顾雏军也因同样的曾经身陷。他的所谓犯罪,可能是负责审判的与背后的地方官员和中央部门官员涉嫌犯罪,顾雏军实际上没有造成国有资产损失。如果民营化有问题,那是同意民营化的地方官员的问题,而不是顾雏军的问题;顾雏军如果民营化有问题,则需要举证,看其是否存在行贿问题。不能把正常的资本运作视作“国有资产流失”,然后把应该打在地方官员身上的打到顾雏军的身上。他的“虚报注册资本罪”属于“”有罪,而且自己资金充足,对第三方没有造成实质损害。而且,现在的中国已经进入认缴注册资本阶段,此罪更不算为罪。至于“挪用资金罪”,根据笔者在参加召开的一次顾案研讨会上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反而是当地涉嫌伪造。

在掌政重庆期间,据说许多民营企业家被黑打,其财产被充公,个人则身陷。迄今为止,这些企业家仍然没有得到,其财产也不知去向。新的侵权案也在不断发生。

目前,我国企业产权的事例仍然层出不穷,产权还远远不足。最近大午集团三百亩梨园被哄抢案只是沧海之一粟。2015年8月,大午集团大午农产品公司三百亩梨园遭到高阳县斗洼村几百村民哄抢,砖墙被推倒,职工被打,十几万斤梨被哄抢。哄抢发生时,公司数次报警。和梨园职工有十多人在场,但面对数百名的村民、并且其中多为妇女和老人,未能进行有效。虽然后来出面处理,但是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而且,大午集团的背后是著名企业家孙大午。换成其他普通企业,梨园侵权案很可能会无人问津。

结语

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观念的力量,推行试错方式的观念革新和体制变革。经济学家凯恩斯说过,“观念可以改变历史的轨迹”。诺贝尔经济学得主哈耶克也曾经讲过,“在长期,我们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在短期,我们就是自己所创造观念的俘虏”。要发挥观念的力量,就需要一个的思想市场,解放思想,让各种思想在的中相互竞争。的思想市场最能形成正确的世界观。

我们每个人不一定比我们的“犯罪企业家”或“问题企业家”。我们很多人面对和利益的态度和行为也与“犯罪企业家”或“问题企业家”差不多。我们很多人也属于“问题人”。要,解放资本,要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每个人的灵魂,包括当今那些“犯罪企业家”或“问题企业家”的灵魂。我们需要在这个意义上,通过换位思考,更加全面、平衡地评价和看待中国企业家。

第一,要正确理解和肯定企业家的地位和作用。我们每个人的处境的增进,其实更需要仰仗企业家的贡献。企业家的最大贡献是推进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言的“新组合”,“经济发展”或者“创新”。这种贡献使得我们受益无穷,但我们往往身在福中不知福,甚至对他们抱着“仇富”的态度,或者他们“剥削”。其实,他们的商业贡献要远远大于其获利。他们挣的钱越多,对消费者的服务就越好,对社会的贡献就越大。微软、苹果和淘宝的成功,都是。但是,很多人不会因为其商业贡献而感谢他们,而是在不对称的程度上赞赏比尔?盖茨基金会的。而相比之下,微软公司在商业上为全人类所做的贡献要远远超过后者,后者相当于前者的九牛一毛。苹果公司的iPhone手机引入多点接触技术,对移动通讯实现行了一场,现在的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以及“互联网+”的前景,均得益于“苹果”。但是,全世界很多人在乔布斯在慈善业上一毛不拔,而不是感谢他。实际上,苹果公司的商业成功已经是全人类的最大福利。马云的商业帝国也是一样。其贡献是做好了淘宝,并且把淘宝做得更好,至于他个儿到底有多高,慈善捐款到底有多少,不值得成为我们的关注焦点。这些企业背后的企业家们,为全世界人口创造了巨大的价值。他们通过向全人类提供价值而实现自己的价值,包括其上的巨大成功。

第二,要为企业发展提供有利,鼓励更多的人成为企业家。要继续提升企业家法律地位,打破行政垄断,对民营企业全面工商行业和金融行业,包括所谓的“自然垄断”行业。

第三,应该对企业家的工商业活动进一步去罪化和轻罪化。比如,应该取消“非法经营罪”这一“口袋罪”,至少要控制和缩减其适用范围。又如继续对“非法集资罪”轻罪化,所谓“集资诈骗”本质上同于“偷窃”行为,量刑上可以比较后一种行为。

第四,企业家自己还要增强自己的法律意识,更好自己的权益,尽量做到李克强总理所强调的“法无即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

第五,企业家仍然要看到在许多方面还存在“”有罪的问题,在这方面可与思想界和法律界更多的联合,共同推动我国的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促进治。

冯兴元,2015年11月29日于颐源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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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金生:证券教父的世纪豪赌

证券教父管金生的最后一战

俞飞

19年前,轰动全国的“327国债期货事件”,四大赢家28岁的魏东、29岁的袁宝璟、34岁的周正毅以及30岁的刘汉,一举实现资本原始积累,称霸一方。好还,四人最终悲剧谢幕:魏东跳楼身亡、袁宝璟四兄弟三人死刑一人死缓、周正毅锒铛16年、刘汉兄弟被判极刑。

“327国债期货事件”最大输家,非新中国证券教父——万国证券总裁管金生莫属。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当年,他的公司巨亏56亿元,濒临破产,被上海申银证券接管,而叱咤风云的他,却是受贿和……

江西才子投身商海

从江西山村的农家子弟,到驰骋上海滩的金融巨鳄,管金生的人生堪称传奇。

管金生生于1947年,算命的说他命硬,父母将他送出去寄养,到了3岁才领回家。家里穷,一没钱花,他的母亲就去赌。巧不巧,母亲永远是赢家。赢回来的钱,先是补贴家用,然后盖起房子。

赌钱,人类最原始的金融投机。管金生开玩笑地说,他最初的金融意识来自母亲。母亲早逝,留给儿子一句遗言:人生如流水,一直向东,才有出,才有出息……

天资聪颖的他,18岁考入上海外国语学院。如同杜月笙当年那样,他手拿一把破油纸伞,肩上背着一个蓝布包袱,“上海滩,我来啦”!

然而他生不逢时,大学生活开始不久即遇“”狂飙,之后他被分配到机关做了9年行政工作。1979年,32岁的他考研重回母校,攻读法国文学。3年后,他再次面临工作不对口的苦恼。是进还是退?

一咬牙,忍痛放弃最爱——象牙塔里的文学梦,他义无反顾,投身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命运向他露出神秘微笑。1983年,中美国际投资法研讨会在沪召开,外语能力出众的管金生担任组委会秘书长,技惊四座,让人刮目相看。不久,他受单位委派,赴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一举拿下商业和两个硕士学位,成了国内屈指可数的精通资本市场的精英。领导不同意他再去剑桥读信托法博士:“你走了,上海金融界就没有双硕士,得了博士,谁还能领导你?”

20世纪80年代中期,深圳发展一日千里。负重跋涉的上海怎么办?远瞩,寄望上海,提出把上海外滩建成东方华尔街。人到中年的管金生热血沸腾,下笔万言,陈述创建中国证券市场之重要,愿意作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得到支持后,他领衔起草了新中国第一份股份化证券公司章程,擘画中国证券市场的全新蓝图。从那一天开始,他的名字便与中国证券市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股市波澜谁是英雄

1988年7月18日,管金生担纲组建的万国证券公司正式开业。谁人不知,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人闻股票色变。兴建股市,戛戛乎难哉!管金生领风气之先,提出“两个”:第一,公司实行股份制;第二,与银行脱离。

1991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其交易设备、规则,交易员的培训,几乎都是万国证券一手操办。管金生创办了证券业黄埔军校——“88证券高级业务班”,先后培训全国18个省市30多家证券公司50多名从业人员。他四处,做了大量的市场培育工作。

凭借专业,万国证券迎来辉煌。股市大爆炸,管金生赚得盆满钵满。万国证券抢下16.7%的市场份额,成了当之无愧的证券业龙头老大。

1988年至1995年,万国8年的磨砺、成功和辉煌,怎么形容都不为过,这是管金生人生的顶峰。

管金生快马加鞭,大举进军国际市场。在、新加坡、伦敦、纽约设立办事处,跨国金融集团呼之欲出。

最后一战黯然退场

管金生构筑了一个王国,即使决策失当,也没有人敢向他建言。他得意地说:“我在前面走呀走,回过头来看看,怎么后边没有一个人跟上来?”

以小搏大,惊险刺激,利润超级丰厚的国债期货市场,让管金生怦然心动。1994年,期货市场创建时间不到一年,游戏规则不完善,管理漏洞多多,允许透支,交纳少量金,便可入场博弈,金额高达金的10倍,甚至几十倍。娱乐博彩送彩金:微软公司在商业上为全人类所做的贡献要远远超过后者国债期货市场很快成为投机色彩最浓的金融交易市场,成功者一夜暴富,失败者一文不名。

1995年年初,市场风闻:财政部在通货膨胀率上升的背景下为了国债信用和持债利益,将提升“327国债”保值补贴率。市场闻风而动,各大玩家施展浑身解数,玩起刀口舔血的死亡游戏。一轮又一轮的“多”“空”大战陆续上演。

市场对此间接政策信号的反应是普遍的“做多”预期。“做多”在当时是“正确”的选择,符合国家的国债期货调控预期以及对广大散户持债人的权益。

“327”,1992年发行的3年期100元面值国库券代号,1995年6月到期还本付息,9.5%的票面利息加保值补贴率,每张百元债券到期应兑付132元。但这个利率明显低于同期银行利率及同期通货膨胀率,势必危及“金边债券”声誉。市场传言国家到期会以148元兑付。

管金生断定,这绝无可能。通胀连续7年高达两位数,国家决心降服通胀这只出笼猛虎。国库捉襟见肘,怎会拿出十几亿元巨资补贴“327国债”的无底洞。他拍板做空,万国证券倾巢出动,抛出巨量“327国债”。

英雄一世的他,压根也未想到,昔日他的学生结成联合战线,张网以待。战场上你死我活!管金生抛多少,学生们便吃进多少。万国证券倾力抛售国债,拉低最终交割价,而多方有政策保底,全力吃进,拉高交割价预期。双方在“多”与“空”的博弈中均有违反交易规则的操作行为。

1995年2月23日,财政部权衡利弊,选择了取信于民的政策。公告“327国债”按148.50元兑付。

!有巨量空单的万国证券顿时陷入。慌了手脚的管金生,不甘心接受失败,拼死抵抗。2月23日一开盘,他集中百万资金在148.50元一线负隅顽抗。

错上加错,越陷越深。他又一次低估了多方的能量。在势不可挡的涨潮面前,他那点家当不过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数百万缺口的空单,转眼之间被多方争抢一空。盟军也临阵倒戈,管金生的防线崩溃。此时此刻,“327国债”每上涨1元钱,万国证券就赔上十几亿元。空方已出现许多爆仓者,万国证券危在旦夕。

这一刻,管金生铭心刻骨!短短几个小时,金融巨头被打回原形——一个一文不名的家伙。管金生能甘心吗?破釜沉舟,他密谋策划了一场中外的空手套白狼。那一天收市前8分钟,风云突变!巨大的电子显示屏上,一张合计上千亿元的空单从天而降,一下将“327”从152元砸到了147.50元。交易员也惊得目瞪口呆。

损失惨重的管金生,看似满血复活。倘若,真能瞒天过海,他足足可以赚进几十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短短8分钟一场世纪豪赌!

黑色的2月23日,、、内幕交易,激怒了国人。众所周知,“327国债”发行总量380万口,一半在老百姓手中,现货交易最多不过200万口。万国证券下单量足足超过市场流量的20倍。这份空单从何而来?

举报信雪片似飞到上海证券交易所。6个小时后,仲裁委员会通过央视向全国发布公告:23日16时22分13秒以后的成交无效,151.30元为当日收盘价。

“327国债事件”,中国证券史上最的一天。管金生滑铁卢,全军。次日,万国证券门前,涌现挤兑潮。4月25日,管金生董事长兼总裁职务双双被免。5月,国债期货市场关闭。

法庭之上身单影孤

同年7月,管金生被上海市检察院正式,专案组他渎职、挪用、贪污、,偏偏没有违反期货交易的。原来1999年新刑法修正案出台前,新旧刑法均无相关。

法庭上,他未委托律师,也法院人,以沉默表明自己的态度。次年,法院判决他17年有期徒刑,5年,并个人财产10万元。是受贿、挪用,总额达人民币269万元。因“327国债事件”生出祸端,却因行贿获罪。

高墙内,做起外文翻译的管金生,依然留心全球资本市场新动向。在他之后,还有其他证券公司老总,锒铛。上海滩证券元老阚治东进入所,面对里面许多同行,惊叹完全可以开一家证券公司。

2003年,管金生。叱咤风云的枭雄,隐居。去年,他和昔日部下一起出版《梦想的力量——万国人的历史》。如今,67岁的他,不求东山再起,他相信“终究有一天会有人去客观地评说这段历史,这肯定将是一个具指标意义的历史性进步”。

看见历史

中国证券教父的启蒙功过

田飞龙

法国文学与证券投资,本风马牛不相及之物,却融贯进中国证券教父管金生的传奇人生之中。管金生语、法国文学,去布鲁塞尔留学,这在大潮中是无比辉煌的学术资历。但他没有成为学院型学者,却成了中国证券市场的教父,对中国证券知识与机制完善有启蒙之功。

管金生对中国证券业的启蒙之功是无可否认的:第一,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工作期间,他就利用业务和外语翻译之便储备了较为充分的现代证券知识并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开创有所思考;第二,响应将上海外滩建成东方华尔街的战略构想,上“”,于1988年获批筹建中国第一家股份化证券公司上海万国证券,股本3000万元,同时确立了证券业与银行业分业经营的原则;第三,以万国证券名义开办证券业“黄埔军校”,培养数期几十名证券业从业技术人才;第四,对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建所规划、基础设施、交易员培训等提供大力支持,助推中国证券业的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第五,支持中国证监会对证券业开展有效监管,其政策多被证监会监管部门采纳,对完善早期证券监管法律体系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第五,带头扩大中国证券业国际交往,率先参与海外企业并购操作,为中国证券业和资本国际化开。

回报管金生的是中国体制下的常规套:无数的头衔、荣誉称号、各大学的兼职聘任以及市场机构的培训邀请。这些回报进一步确证并延伸了管金生的“证券教父”地位。无论个人后续遭际如何,他所开创的中国证券业早期业务模式、经验、人才、市场为一代代中国证券人所继承和发展。人陷,,这是“教父”的本质。

今天看来,管金生的犯错或违规不是从1995年“327国债事件”才开始的。在1988年成立万国证券公司之后,由于采取了证券业与银行业的分业模式,管金生选择了以倒库券为基本手段的资本原始积累径,利用了国家监管漏洞和法律空隙。但为其带来第一桶金的国库券也成了他的“葬身之券”。

“327国债事件”被英国《金融时报》称为“中国证券史上最的一天”。事件的本质是一起国债期货风波。在此轮期货大战中,忽略交易规则和监管政策取向,管金生可谓大进大出,叱咤风云,曾创造了2月23日交易的“最后8分钟奇迹”,通过抛出高达上千亿、超出本期国债发行额和万国证券交易量数倍的空单,绝地反转,将交易价格拉低至多方控制价和财政部政策调控价之下。管金生这一次完败:第一,期货投资预判的总体性失败与财政部最终公布的政策调控方向相反;第二,“最后8分钟奇迹”被交易所和监管部门宣布无效。

“327国债事件”的教训是多方面的:首先,当时的中国证券期货市场处于试点阶段,交易规则、风险控制机制、监管体系、保障体系均不够完善,政策调控与市场风险均处于巨大的不确定状态;其次,国债的基础是国家信用,其稳定性和收益率不仅事关经济利益,更事关权益和稳定,管金生对国债的意义认识不足;再次,证券业市场化不足,无论是国债做空导致失信,还是国债做多导致万国证券国有资产巨额亏损,都是国家利益的直接损失,但两害相权取其轻,管金生出局不可避免。

在宣布尾期交易无效并安排强制平仓后,国债信用和散户利益获得保障,但国债期货市场破产,万国证券倒闭重组。管金生的出局也意味着同期国债期货试点的政策性失败,并在搁置十余年后才得以重启。

作为此轮国债期货风波的最大搅局者,管的违规行为必须付出代价,但当时的证券监管法律体系没有对证券、期货价格行为进事规制,只能进行行政处罚。于是又出现了20世纪90年代初“张冠李戴”式的刑事。

与民间金融试水者沈太福一样,管金生案作为中国证券业里程碑式案件,尽管和均与金融或证券监管无关,但却直接刺激了国家金融监管法律政策体系的完善,刺激了1997年刑法对证券、期货交易价格行为的直接规制。然而,在资本试水、法律不健全的早期时代,与许多同期企业家一样,“英雄”和“罪犯”箍咒几乎可以同时套用。

今日中国证券市场已深、国际化、规范化发展,“东方华尔街”应是技术创新、风险管控与监管化的精致融合,是中国证券与金融文明的典范。然而我们不应忘记,在证券史的早期奠基中教父管金生的启蒙之功。其“过”,是个人的,也是体制的。

用思维监管金融创新

林海

尽管1997年,管金生被以受贿、挪用等判处17年有期徒刑,但这并不能为“327国债事件”画下一个说得过去的句号。或许可以说,管金生是金融法领域“法罪错位”现象的又一个者。就金融领域的监管与创新问题,周末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院副院长杨东。

周末:为何金融领域容易出现“法罪错位”的现象?

杨东:金融领域的违法犯为,往往也是踩在与非法边界的“创新”行为。往往是在行为发生之后,才出台规则来填补法律漏洞。而针对之前的越界行为,由于立法不够完备,套利行为越来越严重,社会危害大到无法的情况下时,监管者不得不进行规制和惩罚。这时如果仍然没有相应的来规制,只好用其他的进行制约——这是给市场一个信号,但这样的行为是有问题的。

周末:为避免出现这类情况,立法与监管应当如何应对?

杨东:应当尽快完善规则体系。金融领域的变化日新月异,法律跟不上金融行为,这是正常的。但是,应当具有灵活的、有弹性的其他规则作为补充,如自律组织、行业组织的规则。比如,在英国,行业自律组织出台的规则就很有权威。

在监管方面,应当加强横向规制和统合监管。金融领域的一些创新行为,实际就是在利用“一行三会”分业监管的重叠和空白领域,“钻”进行监管套利。各个监管者的规则不统一,思各不同,行动无配合,甚至各有各的利益。这样进行监管,不但是无效率的,还间接地助长了金融违法行为。

因此,应当从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出发,实现各监管领域之间的统合。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创设了金融消费者局,英国则成立了统合证券、银行、保险、衍生品领域的金融行为引导局、金融消费者局和行为审慎监管局等机构,贯彻了金融消费者的与功能监管的原则。

周末:在金融消费者与金融创新之间,监管者应当如何取舍?

杨东:这二者实际是不冲突的。创新可以先于法律、法规,可以是精英之间的游戏。但归根到底,金融应当服务实体经济,应当为大众的投融资需求服务。金融创新从根本上讲,是为大众进行投资和融资,提供更多样的选择和更安全的途径。如果是以大众利益为代价的金融创新,不能称为金融创新,而是一种违法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当前正处于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转移的必经之,这一过程我称之为“市场型间接金融”时期。这一过渡时期,需要大量的规则进行回应,需要一系列制度构建,来帮助转型完成。

周末:当前如果再出现像“327国债期货事件”那样的风险,会在哪个领域?立法与监管应当如何应对?

杨东:下一个风险点最有可能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出现。包括网络平台为基础的股权众筹、移动支付、P2P、虚拟货币等新事物。这些领域内,甚至有些风险已经发生。

目前,监管层已经有了积极的回应,对于一些创新行为进行了规制和风控。但是,由于仍然存在着各监管机构之间的隔阂,风险仍然存在。互联网金融是需要加以横向规制和统合监管的,否则危机不在这里冒头,就在那里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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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作敏:这个村支书有些强更有些横

渤海边的草莽英雄

邓学平

禹作敏,家喻户晓的中国第一代农民企业家。在他的带领下,偏居渤海一隅的大邱庄摆脱了百年贫困的帽子,走出了一条依靠工业集体化致富的子。

然而和局限,让他在法盲的歧上越走越远,以至无可。禹作敏的离去,对于大邱庄的经济发展无疑是个损失,但对于矫正当地严重越轨的治理秩序则是件好事。

者无畏

1930年4月3日,禹作敏出生在天津市静海县一个世代农耕家庭。这里滨邻渤海,土地盐碱、地势低洼、沥涝频繁,居民长期面临温饱的挑战,生活十分。禹作敏所在的大邱庄破烂零散,道坑洼不平,而且是清一色的无砖无瓦的土坯房。

1974年,仅有3年私塾文化,当过马车夫、会计的禹作敏开始担任蔡公庄乡大邱庄大队党支部。彼时,“全国农业学大寨”正值。禹作敏被铺天盖地的红色热情所鼓舞,曾四度前往山西大寨参观学习。1974年冬,禹作敏迈出了大邱庄面貌的最为原始的一步。他身先士卒、一马当先,带领大邱庄四千多名群众凭借土筐和铁锹,硬是把成片的盐碱地成为了肥田沃土,甚至还修了几十条能走马车和拖拉机的公。然而,这等战天斗地的却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大邱庄的贫困面貌,村民依然挣扎在温饱线上。

自然和地理条件的制约,让禹作敏意识到改变命运不能再单纯依靠农业。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政策后,禹作敏破釜沉舟、先人一步,决定直接发展乡镇企业及制造加工工业。禹作敏倔强地认为,“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这是通俗版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这种说辞在当时所面临的风险。禹作敏的人格魅力与过人胆识,在舆情混沌的重要关节初步展现,群众遂一呼百应。

变革,就这样出现了。大邱庄的第一桶金来源于兴办轧钢厂。大邱庄有一个村民曾经在天津一家冶炼厂当过工人,不仅熟悉冶炼技术,而且在天津的同行中有一批熟人。禹作敏委派他考察项目,了解到冷轧比热轧成本低,但质量相差无几。禹作敏当机立断,动员全村集资,公开承诺:“富不起来,我爬着去给你们拜年。”

此外,禹作敏又从别的单位借来几万元,凑足15万元从天津买来废旧设备,办起冷轧带钢厂。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个厂当年就赚到了17万元。这对于人均年收入只有不到100元的大邱庄村民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禹作敏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和埋头苦干的,让大邱庄的集体经济开始以原子裂变的速度暴涨。

天下第一庄

轧钢厂之后,大量工业企业开始在大邱庄扎堆出现。1981年,大邱庄高频制管厂成立;1982年,大邱庄印刷厂、大邱庄电器厂相继开工投产。1983年,为扩大规模、便于管理,同时为享受对初创公司的税收优惠,禹作敏决定成立大邱庄农工商联合总公司,并将建立分厂的下放到各厂。

随着冷轧带钢厂、高频制管厂、印刷厂、电器厂盈利水平的不断提高,企业规模的不断发展壮大,各个工厂下辖的分厂以“滚雪球”的方式越滚越多、越滚越大。1987年,禹作敏将上述4个总厂改制为四大公司。1992年,他又将4个公司分别改名为尧舜、万全、津美、津海四大集团。同年,在禹作敏的主持策划下,大邱庄农工商联合总公司投资近10亿元,在村西北建立起“百亿元工业区”。是年底,大邱庄撤村建镇,共有工业企业二百余家,从业人员12342人,工业总产值402761万元,比1981年增长了835倍。

除了工业项目,禹作敏在农业生产上亦较早推行了“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的做法,鼓励有能力的农民系统、集中承包土地。禹作敏先后将大邱庄农业专业队改组为农场,在规模化耕种的基础上大力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整个大邱庄仅有不到10个人在从事农业生产,却拥有两千多台农业机械,而粮食产值也远超以往。大邱庄村民彻底告别了,脱去了贫困的帽子。

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翻番,大邱庄的村民福利待遇亦有了难以想象的改善提高。除了用电、用气、用电话不要钱,上学、住房也全部由集体承担。对于光棍汉,村里还主动帮助解决婚姻问题。

随着大邱庄医院、大邱庄生物技术研究所、天津理工学院大邱庄分院、大邱庄邮电大楼、街、百亿以及纵横有序街道的渐次兴建,加之居民住宅楼的整齐划一、别墅群的井然分布,大邱庄成了名震海外的天下第一庄。《纽约时报》曾经以十分艳羡的口吻报道大邱庄的富裕程度:“这个村有4400人,却有16辆奔驰轿车和100多辆进口的豪华小轿车。”

禹记大邱庄的

非凡的成就使得禹作敏被诸多。他先后获得天津市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十佳农民企业家、全国乡镇企业优秀企业家等一系列荣誉称号,并担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在当时,他甚至拥有奔驰豪华型SL600防弹车。

众星捧月面前,禹作敏渐渐开始忘乎所以。他不仅不再把大邱庄的村民放在眼里,不把当地领导放在眼里,甚至不把人命和法律放在眼里。大邱庄已经成为禹作敏说一不二、的王国。禹作敏公堂,雇佣很多保安,只要村民或者村企员工稍有闪失,轻则被罚,重则被打。一位记者曾经当面询问禹作敏是否是土,禹作敏则直言不讳地表示“我去了‘土’字就是”。

助长禹作敏这种、目无法纪,敢于以言代法、胆识的,不仅有他本人亲身经历过的法纪不彰、权大于天的时代现实,而且有大邱庄官商一体、无往不能的运作模式。大邱庄住着工商、税务、、法院、银行等部门派驻的工作代表,他们在领取国家发放的正常的工资之外,还领受着大邱庄另行为他们开具的另一份不菲的“工资”。工商部门就地为他们办理营业执照,税务部门就地为他们减免税收,优先大邱庄村民,法院……禹作敏后来看似荒诞、过激的一系列行为,实际上已不难想象。

1990年3月的一天,大邱庄一位员工只因说了一句“禹为女儿出嫁,在县城盖小洋楼花了不少钱”,禹作敏知道后怒发冲冠,将这位员工,逼得他服毒,差点闹出人命。一个月。